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戏曲圣地底蕴厚 文化基因特色显

  从生物学的角度分析,人的生命是由基因或遗传因子即具有遗传效应的DNA片段演化而成的。基因支持着生命的基本构造和基础性能,储存着生命的孕育、种族、血型、生长、凋亡过程的全部信息,其具有双重属性,即物质性(生命存在方式)和信息性(根本遗传特性),并由此衍生出生物基因与文化基因——生物基因是人的自然属性,文化基因是人的社会属性。而作为人类活动赖以生存的主要载体,城市或村落在基本形成之后,都不可或缺地肩负有文化基因的孕育、产生、传承和发展的重任。地处皖西南交通枢纽的怀宁县石牌镇自然也不例外,尤为重要的是,石牌的文化基因更以其原汁原味的本土性、海纳百川的包容性、市井文化的多元性、勇于探索的开创性,而彪炳史册,光耀千秋,使得这个人口不过10万的“弹丸之地”,在时光的倥偬流转中,喷涌而成一个“现象级”的小镇、一个“殿堂级”的小镇——


怀宁县黄梅戏剧团表演的经典剧目《女驸马》

黄梅戏艺术的营养浸润着“戏伢子们”

在石牌镇体验戏曲盔帽制作技艺

  世代的繁衍,社会的变迁,石牌原汁原味的本土性不曾改变

  据考证,早在70万多年前,就有人类在怀宁这方热土上居住劳作,繁衍生息,并且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原始文明,目前境内已发现旧石器文化遗存12处,各类各时代文化遗址130处。石牌旧名宜塘,又名石牌口,位于皖水、潜水、长河汇合之处,文献记载最早可追溯到1000多年前的北宋建隆年间。由于濒长江,枕皖河,在昔日以河运为主的峥嵘岁月,石牌自古就是皖西南通往安庆及长江的水陆交通要津和商贸重镇。民国四年《怀宁县志》记载:石牌“粟布云集,货贿泉流,为怀宁诸镇之首”。明清以来,潜山的竹木、岳西的柴薪、太湖的茶叶、望江的棉花、宿松的麻类等农副产品,皆由此转运外埠。到清朝乾隆年间,石牌地区共设有江西、湖北、湖南、福建、徽州、宛陵等6所会馆,南来北往的船帮和精打细算的商户,都风尘仆仆地赶往这里,如火如荼地进行商业贸易。在唾沫四溅的讨价还价声中,浓重醇厚的石牌腔调不曾发生过改变;在物品互换的欢声笑语里,诚实守信的优良品德不曾出现过缺失,这是石牌与生俱来的秉性和引以为豪的特性,也是这座小镇之所以后来能够成为“京黄故里,戏曲圣地”的最大资本。

  人口的迁移,文化的碰撞,石牌海纳百川的包容性令人称道

  怀宁自东晋义熙年间(405-418年)建县以来,至今已有1600多年历史。专家考证,晋安帝立县时,这里的姓氏不超过100个;而到清末民初时,全县的姓氏已达400有余。在这其中的1500多年时间里,怀宁一带曾经发生了四次较大规模的移民现象,分别是在东晋时期、明代初年、明朝末期、太平天国时期。纵观这些移民,大多从湖广、江西、浙江、江苏、河南等地,或被战争招募而来,或为政府迁徙立足,或因生计逃荒至此。石牌作为闻名遐迩的“鱼米之乡”,肯定会以博大的胸怀接纳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“客人”,让他们从此安下身子,为稻粱谋,为耕读计。这些背井离乡、经历不同、文化差异的人们,来到石牌这块陌生的土地上,势必与本土的百姓主动交流、彼此尊重、相互理解,从而使得中原文化的弘博典雅、荆楚文化的雄奇瑰丽、吴越文化的钟灵精致等,都能在这里取长补短、融合创新。可以这样说,这为后来“京剧之父”徽剧和全国五大剧种之一黄梅戏的形成,奠定了坚实的基础,积累了丰富的资源。

  商业的繁荣,市场的催生,石牌市井文化的多元性独树一帜

  商业的繁荣给石牌的经济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,相应地也对石牌的市井文化构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当时的石牌除了本地居民外,大多是过往的船帮和商户,在生存问题变得较为轻松的时候,他们开始从容地构建自己的市井文化;加上石牌周边一带的劳动人民一向是喜爱赛歌献舞的,兼会抡枪使棒,每逢社日、节庆和丰收季节,人们便邀班结社登台演唱。早先唱和的是“耕歌戏”;明代中叶,江南的青阳腔传到了石牌,与耕歌戏相互交流,并在吸收了僧道诵经、做法事的佛调、道腔的基础上,衍变成一种新腔“乐佛调”,今名“石牌高腔”,又称“夫子戏”,多在农历五月十三日(传此为关羽生日)演唱;此外,正月灯会中演唱的“牛灯戏”,正月十五和八月十五演出的“冠礼戏”,以及五月端午水上的“彩龙船戏”等等起源于民间的戏剧形式,也渐渐地雏形初露。这不仅满足了市井文化的强烈需求,而且吸引了更多的艺术形式向这块土地集结,据不完全统计,从明末开始先后流播到石牌较有名的声腔有江西的弋阳腔、苏州的昆山腔、甘陕的秦腔、池州的青阳腔、徽州的四平腔、湖北的采茶调、皖北的花鼓灯等等。这些流播过来的艺术形式,其实就是源源不断被注入的强大营养源,使得这里的文化土壤被滋润得肥沃无边、厚重无比。

  良好的教育,宽松的管理,石牌勇于探索的开创性难望项背

  石牌之所以能在中国的戏曲史上写上自己闪光的名字,至少还有两个不可忽视的因素:第一就是这里的百姓大多受过比较良好的教育,民间流传有“穷不丢书,福不丢猪”之说;加上怀宁素称安徽的“首府首县”,府、县同城而治长达690余年,省、府、县同城而治也有178年,各项事业均得风气之先。相关资料显示,到明代时,怀宁已形成县学、乡学、村学三级办学体制,1375年即明洪武八年,怀宁仅社学就达到了10所,由此可见当时的教育在怀宁已非常普及,其结果是一方面提高了当地居民的文化思想素质,另一方面也为那些爱好学戏、唱戏、写戏的群众提供了一种可能。第二是在政治管理上,清代奉行“皇权不入乡”的政策,像石牌这样当时比较偏远的小镇,是属于当地乡绅主理。这种地方自治的管理是相对宽松的,在“花雅之争”严峻时期,昆曲在城市占主导地位,可“花”部的徽调在石牌是唱得没日没夜。可以说,中国京剧开山鼻祖级人物以及后来蜚声艺坛的黄梅戏大师,大多学艺于石牌,成名于石牌,四大徽班进京中第一个班社“三庆班”,便由石牌及周边名优组成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,石牌人并不固步自封,也不沾沾自喜,他们在徽调和徽班基本形成之后,迅速将这艺术的种子播洒到了大江南北、皇城根下,仅在广州,据乾隆四十五年七月立的《外江梨园会馆碑记》所载,当时就有文秀班、上陛班、保和班、翠庆班、集庆班、上明班、百福班、春台班、荣陛班等9个戏班活动。“梨园佳子弟,无石不成班”这句脍炙人口的赞誉,就是对石牌艺人富有开创精神最好的褒奖。

  事实上,古镇石牌文化基因的基本属性远不止这些。此处挂一漏万,只想说明的是,对于石牌的认知,不仅要深入石牌看石牌,而且要跳出石牌看石牌,更要放大石牌看石牌。历史已经证明,石牌镇自清初以降至京剧形成前期,以其特有的地理位置及经济规模,使徽调艺术在这里发生、积聚,并成为当时唯一的人才培养基地、艺术交流和集散中心,是徽调艺术携“石牌调”成建制地走向全国演艺市场最稳固的根据地。无怪乎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曹禺先生1982年来到怀宁石牌视察时说:“我是来朝圣的。”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书记处书记、中宣部部长刘奇葆2015年10月5日视察石牌时说:“我是来寻根的,寻戏曲的根。希望你们要护好戏曲的根。”(钱续坤 黄国华 文/图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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